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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近代启蒙哲学改变了君权神授的正当性谱系，天赋的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的基础。[[54]] 为了更好地清除实质化犯罪理论的影响，需要改造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判定分解为形式化的构成要件、法律化的违法与实质上的罪责，由此构建起阶层论的犯罪构成理论。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采取迂回的策略来抵抗学术政治化的国家部署，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更容易为自由主义找到现代化等语词的支持： 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传统表面上让位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尊崇，但事实上仍潜藏于资深学者对心智独立和专业自主性所持的坚守立场，并体现于19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以历史主义为掩护而对史学极端政治化所作的顽强抵抗。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阶段不存在国家和法律。[95]现代刑法则将重心放在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上，由于权利、自由等价值具有终极意义，现代刑法也就超越了工具主义的藩篱。如美国宪政是由建国、重建和新政三种传统共同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要在上述三种传统之间进行代际综合。这种以宪法为基点所建造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恣意与扩张，又能够维持刑法本身的开放性，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兼具法律解释和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得以贯通。

唯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更好地实现法学知识转型，也才能够回应彻底去苏俄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最近三十多年的法学发展中有一条暗线，那便是法学知识的去苏俄化转型，在去革命化的同时接纳现代化范式，接纳国际通行的权利本位范式。[27]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种倾向在法律人类学的研究中表现地最为明显，因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将这种倾向发挥到了极致，最符合本文对逆向运动的界定，所以，对法律人类学的反思亦可以用在哪些诉诸于调研其他研究之上。但是这种努力的意义不大，正像本文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不同于法律产生的基本路线，法律人类学的基本宗旨和方法上的追求是相反的，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追求一般性的事业。三十年法学发展见证了从法社会学到社科法学的勃兴，但是社科法学如果忘记了核心理论的存在，就容易变成没有政治的工具性分析，而社科法学普及知识的使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22]这些研究的一个显著的倾向是，权利取代了权力，社会和市场战胜了政府，自由打败了管制，以此塑造出一个与政治无涉的法学研究思路。

[30]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上世纪30年代一批人类学家在云南等地的调查，尤其是对西南地区民族展开的研究。[15] 参见刘思达：《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法律和社会科学》第7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换句话说，法律人类学的研究不够经济划算，因为我们不可能比真实感受这种地方性的村民更好地理解这种多样性。法律经济学试图发现真实的法律运作的逻辑，它抓住了经济学的严密，以此重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其实这是一个难以做到的努力，而且很有可能误解了真实的世界。送法下乡送下去的只是死的法条，真正能够树立现代法律权威还得依赖法律的实行，司法是真正在一线解决纠纷的机制，法院成为了法治建设的中心。[39] 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64页。

法律人类学和它所属的社科法学一样，是一种逆向运动。目前至少存在两种重建思路，一种是引入了最佳选择者理论，另一种是引入了内部拍卖理论。[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⑨] 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中国发展与西方经典模式的不同给我们开放出许多新的讨论空间，按照一种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思路，我们将会发现，真实世界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解释，理论世界的许多定律需要被修正。[33] 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

[54]这样就解构了我们对于家庭的想象，此种分析当然是吸引人眼球的。治理化的法律不再服务于纠纷解决这样简单的司法目的，而是作为党和政府管理社会和人民的手段。

[54] See Steven N. S. Cheung, 1972: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2, No. 326, pp.641-657. [55] 比如陈若英在利用法律经济学分析减排规则的时候，所可以考虑的因素只能是在经济学中已经被元素化的东西，参见陈若英：《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选择——评气候变化正义和减排规则手段》，《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第121-130页。就像有学者已经隐晦指出的那样，法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解释性和应然性的研究，[57]所以相比于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细致性来说，创造性的发现和解决问题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和更紧迫的。部门法学研究中对社科法学的方法的使用成为了所谓的法律社会学的第二波，但是他们的研究丧失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使得政治问题在研究中丧失了地位。其出现的前提在于有这书本中的法的存在，国家制定法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裂隙就促生了法律社会学的产生。治理是一个自上世纪末开始兴起的政治社会学概念，它与统治相对，用来形容政治上的公权力管制社会和公民的方式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得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彼此和谐的有机体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31] 参见王铭铭等：《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第15-18页。

[28] [英]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科法学壮大成为包括了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在内的学派。

[63]《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的专题研究即为创建和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将自己置身于法律学者并不擅长的对个案的细致研究之中。

[12] 在法教义学重要舞台的刑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刑事政策纳入到教义学的框架之下。当然并不是说中性的、技术性研究不重要，但还远远不够。

法律效率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法学界，由此开始了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人们对效率的热衷导致了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法律。[34] 参见赵旭东：《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德尔平权与等级》，《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60]社科法学各种方法因其逆向运动的趋势恰好符合了治理解构政治、突出社会和自治的趋势：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没有对政治予以充分关注，乡村研究中国家政治权力消退，司法研究中以西方式的司法想象作为标准。[47]这些分析对于基础理论的推进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考虑到此之前我们将法律看作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背景，提出法律的效率价值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比较客观中立的视角去看待法律，有助于将法律与经济发展建立起关系来。

本文看似大胆的结论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任何一部国家性的法律在往下推行时，都不可能与地方无缝对接，也就自然会出现与地方实践相异的运作事实，每个村庄都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个异样的他者的世界。[23] 参见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本文当然不是认为经济学不应该一些法学研究，出于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做一种意气之争。[56] 比如说现对于对禁放令的传统解读而言，艾佳慧的法律经济学可以分析得更为细致，参见艾佳慧：《禁还是不禁，这是一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第534-551页。

[46]除了法律促进社会效率的提高外，效率作为一种价值还关乎如何更好地使用法律资源本身，法律本身也被当作一种资源进入被分配的领域，司法制度研究中的效率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节约司法资源或者如何最有效率地去利用司法资源。[①]在这样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法律是一步步上升得到的，被过滤出来的规则就这样从地方性规则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三、法律人类学的后期研究缺乏知识增量 正像本文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法律发展和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化，从地方性知识到国家统一法律。[55]就像前文在评析法律人类学研究时所提到的那样，学者在分析生活世界时的智慧和敏锐总是难以与生活于其间的人民群众相比的，法律经济学的建模也始终面临这样一个疑问，即模型中所考虑的因素始终是先前拟定的、有所删减的、不完全的。[65] 参见黄宗智：《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于走向：中西方学者对话（七）·导言》，《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47] 参见张晋红：《反诉制度适用之反思——兼论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最大化融合之途径》，《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第96-103页。

[26]我们需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阅读，在阅读科学著作时才会更加清晰，否则我们大概就会陷入其主观性的论述而偏离学术本身。[44] 陈若英：《中国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路径与挑战》，《法律和社会科学》第7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6] 参见郭道晖：《立法的效益与效率》，《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57-66页。第二，前后论述具有一贯性。

伴随着这些研究进路的流行，出现了另外两种现象，第一，社科法学的很多方法已经超越了法理学的领域，进入到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等等都是带有先前的基本假定在其中的，这些基本假定构成了对国家和政治的基本想象——一个自由民主制的西方国家的模型。